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✎作者 | 桃子酱

✎摄影 | Ratty

今年11月，中山大学将迎来建校百年纪念庆典，从此跻身“百年学府”行列。而在此前，中国最早的三所大学堂——即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（现天津大学）、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（现北京大学）、1902年创办的山西大学堂（现山西大学），早已庆祝过百岁生日。

普通大众可能并不知晓的是，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，这两所一南一北、距离遥远的大学，实际上属于同一“学统”。

“大学精神”和“学术传统”，合称“学统”。从学统和文脉出发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卫威将“激进”和“保守”作为进入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路径：以北京大学为首，中山大学、武汉大学、清华大学、青岛大学—山东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、台湾大学的人文学科属于同一学统，关键词是“激进”；南京高师—东南大学—中央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中正大学、中国文化大学则属于另一学统，关键词是“保守”。

8月16日，岭南文化新讲第二十七讲暨《随笔》杂志四十五周年讲座在楠枫书院举办，沈卫威先生担任主讲嘉宾，讲述现代大学这两大学统的格局与传承。资深媒体人、文史学者罗韬先生担任这场讲座的主持。

讲座现场。

“激进”和“保守”

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，源于1905年9月科举废止。正如沈卫威在讲座上所说，只有科举废止，欧博娱乐大学才可能出现。辛亥革命胜利、中华民国成立后，大学的命运，更与国家、社会的整体前进方向密不可分。

1917年，蔡元培招引陈独秀、胡适进入北京大学，此后，北大师生引发了新文化—新文学运动的浪潮；1922年1月，《学衡》创刊，东南大学反对北京大学新文化—新文学运动的势力形成。“从思想观念、文学创作到学术研究，南北两所国立大学的大学精神和学术理念出现了明显的差异，最终形成不同的文学立场、学术范式，并呈现出新旧不同的文脉和‘学分南北’的局面。”沈卫威表示。

为此，沈卫威用钱锺书《谈艺录》所言的“南学北学，道术未裂”作为此次讲座的标题，并分别用“激进”和“保守”来描述这两所大学所代表的传统，即“新青年派”和“学衡派”。两方的核心人物，就是在美国曾有“胡梅之争”的胡适和梅光迪。

什么是“激进”？它带来的是求变、求新的学风，以及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。出任过中山大学、中央大学校长的朱家骅曾表示：“一个大学的哲学和史学部门往往决定它的思想的方向。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学生发起的，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不是北大的法学院，而是文学院的哲学和史学系。自五四以后，欧博allbet北大在思想界居于领导地位，哲学和史学部门之重要由此可见。”

（图/《觉醒年代》）

“保守”即文化保守主义。文化保守主义者意在守护传统、秩序，抗拒激进变革。按照胡适在《逼上梁山》的自述，新文学运动肇始于1915年发生在美国伊萨卡的“胡梅之争”。梅光迪起初对于文学革命持审慎态度，自谓“保守的进取”；等胡适回国发起新文化—新文学运动，名声大噪，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。

胡适曾邀请梅光迪到北大任教，梅拒绝了，称期待有人“另倡新文学”。与此同时，根据后来成为“学衡派”主将的吴宓的回忆，“梅君正在‘招兵买马’，到处搜求人才，联合同志，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”。到了梅、吴回国，任教于东南大学，《学衡》在南京创刊之际，他们公开反对白话新文学，坚守古体诗词创作。

《学衡》杂志1922年第三期封面。

至此，中国大学的两大文脉、两大学统得以形成。

两大学统的谱系和传承

每一所大学都有属于自己的“历史”，欧博百家乐但不是每所大学都形成了可以言说并属于自己的所谓“大学精神”和“学术传统”。中国大学很多，有学术特色、形成学派的却很少。这是沈卫威在讲座伊始即提出的核心观点。

在著作《古典与现代：民国大学的潮与岸》中，沈卫威解释了何为“大学精神”与“学术传统”：前者是校长、教授和学生三者合力的社会化展示，后者是“大师”的魅力发散。

胡适就是那种“个人魅力”型学术领袖、思想导师。1917年，时年26岁的胡适就任北大教授，讲授中国哲学等三门课程。他的学生顾颉刚后来回忆道：“他（胡适）又年轻，那时才二十七岁（应为二十六岁），许多同学都瞧不起他。我瞧他略去了从远古到夏、商的可疑而又不胜其烦的一段，只从《诗经》里取材，称西周后期为‘诗人时代’，有截断众流的魄力，就对傅斯年说了。傅斯年本是‘中国文学系’的学生，黄侃教授的高足，而黄侃则是北大里有力的守旧派，一向为了《新青年》派提倡白话文而引起他的痛骂的，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，后来竟办起《新潮》来，成为《新青年》的得力助手。”

1917年的胡适。（图/Wiki）

海外知名中国思想史、文化史专家余英时指出，1917年顾颉刚、傅斯年听胡适讲课所带来的内心震动，堪与梁启超1890年在万木草堂初谒康有为时的震撼相提并论。胡适的新观念、新方法给他的学生带来三大启发：一、学人必须拥有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；二、进化论开启的历史演进法；三、实验的态度。

沈卫威认为，北京大学、中山大学、武汉大学、清华大学、青岛大学—山东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、台湾大学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学统，因为它们有师资的内在关联。特别是北大文科教授，支持后几所大学学科建设，同时也带来北大求新、求变的学风和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发散。

沈卫威在《古典与现代：民国大学的潮与岸》中逐一梳理了北大与这些大学的关联：中山大学的雏形，尤其是文科，简直像一个新的北京大学，从广东大学文科学长陈中凡到改制为中山大学后文学院院长傅斯年，都是北大毕业生；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，校长罗家伦、秘书长冯友兰、教务长杨振声，以及教师刘文典、朱自清、俞平伯均来自北大；1928年组建的武汉大学、1930年创立的青岛大学同样如此。另外，1949年1月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，将北大的精神和部分师资带进台大。

中山大学校徽，主体图案为其发源地“大钟楼”。（图/Wiki）

南京高师—东南大学—中央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中正大学、中国文化大学则是另一个学统。1936年，原东南大学教授竺可桢受聘为浙江大学校长后，浙大文科迅速崛起，师资主要是原南京高师—东南大学毕业生和中央大学教授。抗战时期，“学衡派”成员主要集中在浙大，包括先后担任文学院院长的梅光迪、张其昀等；而位于江西的中正大学，因“学衡派”成员胡先骕而兴。1962年，张其昀在台北阳明山创立中国文化学院，后改为中国文化大学，是这一学统在中国台湾的延续。

学分南北

所谓南学、北学的分野，罗韬指出，其中一个源头是刘师培的《南北文学不同论》。该文从《诗经》的南北不同，一直讲到唐宋元明清，把整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南北二元结构讲得贯通而清晰。后来，中国知识界从日本的河上肇那里引来了马克思主义，从美国的杜威那里引来了实验主义，从美国的白璧德那里引进了新人文主义，等等，对中国原有的文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，或者引发重新解释，从而形成了新的南北二元结构。

讲座现场。

1924年，胡适在日记中抄录毛奇龄《西河合集》中的一段话：“世每言，北人之学如显处见月，虽大而未晰也；南人之学比之牅中之窥月，见其细而无不烛也。”接着，胡适写道：“此说南北之学之分，颇妙。北学多似大刀阔斧，而南学多似绣花针。颜李之学，真北方之学也。惠戴之学，真南方之学也。”

这种南北之分基于地域而论，但实际上，学者的流动已经超越了籍贯的地域性。沈卫威有一个观点：晚清、民国的学术，是南方人在北方启动的。康（有为）梁（启超）为先，之后得到了体制性呼应。以北京大学为例，有桐城派、浙江帮——前者的代表是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，他曾为同乡严复的《天演论》作序；后者被称为“某籍（浙江籍）某系（北大国文系）”，包括“三沈”（沈士远、沈尹默、沈兼士）、“二马”（马裕藻、马衡）、“二周”（周树人、周作人），还有陈独秀、胡适所代表的皖系。

沈卫威指出，到了现代大学两大学统形成的时候，南北的概念逐渐被抹掉了，变成了形而上的“激进”与“保守”这两种文化姿态的分野。南与北，不仅要沟通，更要在更高的层面去融合、求同。

讲座现场。

在讲座的最后，罗韬做总结发言：“我们中国一百多年来的主题无非就是两个：第一，文明必须进步，这是新文化派所追求的目标；第二，文化必须保留，这是所谓‘东南学风’所坚守的。这两个主题都是正确的，但是它们在整个历史的逻辑运作过程中，各有所偏：过求文明的进步，一味趋新，有可能到最后失其故步，我们自身的文化身份、我们固有的一些文化精华也因此衰亡，有这样的一个副作用；过求文化的保留，对于我们的文明进步，特别是政治文明的进步，会造成很大的障碍。”

罗韬认为，关于“文明必须进步”“文化必须保留”这两大主题，今天我们仍然要继续思考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出最好的答案。

岭南文化新讲第二十七讲暨《随笔》杂志四十五周年讲座：南学北学，道术未裂——漫谈近代的学脉与文脉

主办单位

南方传媒

承办单位

《随笔》杂志

楠枫书院

新周刊·硬核读书会

媒体支持

广东广播电视台现代教育频道

主讲嘉宾

沈卫威

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主持嘉宾

罗韬

资深媒体人、文史学者